会议背景：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因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会议内容：

1929年12月28日在上杭县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出席会议的代表100多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在于克服由于红四军的组织成分和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而出现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并作了多次讲话；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作了反对枪毙逃兵的讲话。大会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认真总结了红四军建军以来的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人民军队的原则。大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代表前委起草的约三万余字的八个决议案，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十一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书记。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决议案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

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并从红四军党组织的实际出发，全面地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办法。决议案在着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倾向；并且提出了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加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等要求。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共产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共产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会议意义：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周恩来主持研究和签署，由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简称“九月来信”）的指导下，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任上，与朱德、陈毅共同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新泉整训”——一次大规模的新式整军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敌军“三省围剿”迫近时，红四军移师上杭古田镇于1929年12月28日举行“九大”，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报告，史称《古田会议决议》，一个建设人民军队的伟大纲领诞生了。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以来丰富经验的总结，达到理论的升华。它忠实地依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又摒弃当时国际上盛行的教条主义的束缚，立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对于党员的农民成分占多数的中国共产党，这也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决议》的诞生，表明了在斗争中正在逐步形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成员（主要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集体军事智慧，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形成和确立。联想到抗日战争尤其是解放战争中毛、周、朱在统帅部高超娴熟、驾驭全局的指挥艺术和默契，决非偶然。

古田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中国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大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仅为红四军党和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中国红军的建设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决议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伟大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