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是革命老区，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老百姓对党有着深厚、真挚的感情，无论任何时候、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过。但是，苏荣到江西后的恶劣行径极大地伤害了老区人民的心，影响了党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苏荣及其家族形成了以卖官鬻爵、违规用人为依托，以插手项目为渠道，以假反腐为掩盖的敛财手法

　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算了一下，副厅级以上干部给我送钱款和贵重物品的人数达40多人。我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规矩，严重违反了组织人事纪律，涉嫌受贿犯罪，真是悔恨交加、后悔莫及，现在说这一切都晚了。”综观苏荣全案。卖官鬻爵，用人唯财唯亲唯顺，搞团团伙伙，排斥异己，既是他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突出表现，也为其亲属到处插手人事安排和经济活动“一路绿灯”、非法获取巨利创造了条件。

　  卖官鬻爵毫无尊严，形成团团伙伙和人身依附。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正常的同志关系，完全变成了商品交换关系。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苏荣卖官，什么人都收，上至省级干部下至副县级干部；什么东西都要，既有巨额现金也有名贵字画、瓷器，连价值仅千元的小摆件也来者不拒；办成的收，办不成的也收，还有收钱不办事的。不少行贿人讥笑他没有一点省委书记的尊严，只是批发“官帽”的商人。苏荣案发后，江西省纪委根据有关线索，立案调査6名厅级干部、与多名干部谈话。以至于当地坊间流传这样的笑谈，“苏荣在外面的时候想提拔谁就提拔谁，在里面的时候想让谁下去就让谁下去”。

　  纵容亲属参与卖官，其妻常吹耳边风，直接站前台。其妻于丽芳一方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一方面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干部，对于办得不得力的，还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答应帮助解决，但未能如愿，于丽芳就和苏荣大吵大闹，苏荣只好辩解说“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于丽芳还经常以“要不要老苏帮忙”，暗示官员送钱送物。其子“毫不逊色”，多次插手江西干部任免。苏荣的其他有关亲属也曾应江西干部之托，向苏荣提出提拔重用的要求。

　  培养代理人，通过掮客卖官。围绕苏荣及其亲属产生了一些买官卖官的掮客。这些掮客有真有假，四处寻找有买官欲望的干部，常说“你也够条件了，花点钱，我介绍你和于大姐、苏公子认识”。社会人员郭某和于丽芳熟稔后，经常插手人事安排，被称为“地下组织部长”。吉林私企老板王某曾是苏荣的下属，他第一次到江西时，苏荣就安排多名厅级干部宴请接风，之后多次将其介绍给有关干部，并要大家关照“这位老弟”。苏荣应王某的要求提拔了多名干部，以致王某每次到江西，都有干部抢着去接送、宴请、送钱送物。

　 以改革为托辞，为个人说了算预留操作空间。苏荣打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旗号，视组织人事纪律如无物，随意变更标准，用谁不用谁，都拿改革说事，其实是搞个人专断。面对全省建立厅级后备干部库，新提任厅级干部必须从后备干部中产生的规定，苏荣在操作中屡屡突破，让很多干部极为反感，也让许多干部感到“要提拔必须走好苏荣这条线”。省发改委李某为了请苏荣帮他解决提拔问题，送上价值数百万元的名人字画。

　  排斥异己，“逆我者亡”，形成威势。苏荣对持不同意见的干部，公然打击报复，甚至擅自改变组织决定，让许多无心“攀附”的干部，也产生了“不敢得罪他” 的心理。2009年8月，时任省冶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屠某，对苏荣力主的某集团收购南昌某钢铁公司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苏荣在省委常委会已通过屠某任省国资委副主任的情况下，违规搁置了屠某的任职。苏荣有一句口头禅：“叫纪委查你!”经常用来恐吓震慑不听话的人。许多干部反映，正是苏荣的这种做派，给了亲属和身边人底气，抽走了干部抵制歪风的胆气，“即使自己不想再提拔了，可也不想因得罪于丽芳等人出事”。

 　以用人唯亲唯顺为后盾，把亲属插手项目作为获取巨利的主渠道。苏荣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将自己主政的地方变成了亲朋故友谋取私利的经济领地，带坏了社会风气，也害了亲友。”于丽芳频繁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标投标，索取收受巨额财物。她成天往来江西各地，结交各色人等，许多干部、商人竞相逢迎 “于大姐”。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项目，大肆收取好处费。现已查实苏荣有13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苏荣的亲属获取巨利，看似经济问题，根子还在用人上。一些干部为了升迁或调整到重要岗位，不得不主动或被动为苏家的违纪违法行为大开方便之门。

　  人前假反腐，掩饰人后真腐败。两面派，是不少江西干部对苏荣的评价。初到江西，苏荣就在干部大会上说：“我到江西是最后一站了，希望离任时老百姓能说，苏荣这个人还行，还是做了些实事，我就满足了。”他还多次在会议上大讲反腐倡廉，细数亲属的情况，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亲戚在江西做生意，要求大家对打着他旗号的人不要理会，将虚伪和狡诈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苏荣是“人前反腐、人后腐败”。但很多同志都认为，苏荣连“人前反腐”也算不上，自己不干净，还能反腐败？认定他在落实主体责任方面严重失职，一点都不冤。一些同志将苏荣的心态归结为，“一方面，自身搞腐败心里虚，很难管人；另一方面，故意把水搅浑，既方便浑水摸鱼又防止拔出萝卜带出泥”。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查处的陈安众、姚木根、赵智勇等省级干部，江西省纪委查处的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委原书记陈某某、某市原市长丛某某、省某局原局长王某等厅级干部，腐败行为多发生在苏荣主政期间，且都存在给苏荣送钱送物问题。

　　苏荣案暴露出对“一把手”任用、监管和政治生态建设存在薄弱环节

　　苏荣及其亲属如此猖獗，给苏家送钱送物的干部如此之多，为苏家违纪违法办事的地方和部门如此之多，原因究竟何在？综合案情和有关同志的反映，有以下几点值得研究。

　选用“一把手”应慎之再慎。苏荣所收贿赂中大部分发生在2011年换届前后。许多干部反映，苏荣说江西是他的“最后一站”，其亲属更是将江西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2011年换届前，于丽芳就向不少商人、干部讲，老苏快没权了，需要帮忙早点说。其后，已超过规定年龄的苏荣连任省委书记。这让苏家侥幸和紧迫心理交织，放手捞最后一把。

　  对“一把手”的监管乏力。许多江西干部表示，“‘一把手’太重要了，大权独揽却又缺乏监督”，“苏荣的问题社会上早有反映，但上级发现不了、同级不敢监督、下级不敢抵制，群众不敢言、不敢怒”。2009年，某集团董事局主席方某为参与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通过于丽芳等人请苏荣给予帮助。苏荣违反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直接决定本应由省政府或省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致使南昌某钢铁公司57.97%的国有股权被该集团低价收购，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损失。

　  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丧失原则、不能依纪依法办事。从苏荣力排众议让姚木根成为副省级干部，明知陈安众反映多仍重用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并兼任省政法委副书记，到违规强推南昌某钢铁公司改制，纵容亲属和掮客插手人事安排。这桩桩件件，都应该有严格的制度、纪律和监督。可惜的是，大多数干部慑于苏荣的威势，或主动逢迎，或随波逐流，使制度和纪律成了摆设。

“红包”满天飞、瓷器变“土产”的官场环境。不少同志谈到，八项规定出台前，江西一些干部收送红包比较常见。在一些人眼中，送不送、收不收红包，成了是不是“自己人”的标志；红包大小，成了衡量感情、忠诚和信任度的标尺。于丽芳手术后在深圳疗养，许多厅级干部打“飞的”去探望，并送上红包。以至于谁送了记不清了，谁没送却清清楚楚。景德镇瓷器也成了送礼用的“土特产”，送收双方都拿“土特产”的幌子当遮羞布，心照不宣、各得其所。办案人员形象地说：“如果名贵瓷器都成了‘土特产’，在南非钻石就成了土特产。”专案组从苏荣及其亲友处共扣瓷板画200块，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连苏荣也在“忏悔录”中承认，“自己简直成了瓷器经销商”。

　　苏荣全方位地毁坏江西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苏荣作为省委书记，其腐败行为产生的示范效应、传导效应，涉及面广、影响力大、渗透性强，给江西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危害。

　严重扭曲用人导向，搞乱了干部思想，破坏了政治生态。多名江西干部表示：“用人是一个核心问题。用人用坏了，其他的就都坏了。”苏荣在江西期间，大肆卖官鬻爵，形成了负面的政治生态。很多干部不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是整天琢磨苏荣喜欢什么。许多干部都谈到，“与干出成绩、苦熬资历相比，送礼行贿显然更简单、更节省时间”。特别是看到业绩、资历不如自己的人，因为和苏家拉上关系得到重用，也开始走偏门。

　  顺毛驴、逆淘汰的示范和传导效应，败坏党风政风、带坏民风。“上梁不正下梁歪。”苏荣的所作所为，示范和传导效应极为恶劣。许多同志谈到，“送礼行贿的钱从哪里来？凭工资显然不够，只能靠向老板和下级要，大多是用受贿来的钱去行贿，使腐败的范围层层传导、呈几何式扩散”。

　  苏家带头巧取豪夺，加剧官商一体现象，严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和发展环境。苏家四处插手土地出让、工程建设、招投标，凡是搭上关系的老板无往而不利。既让很多经营者认为，企业实力强、产品质量好不如搞定“于大姐”；也让许多干部放胆建立“政商联盟”。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哪里还有公平竞争和社会公正可言？

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而苏荣却是利令智昏、巧取豪夺、无法无天，充分暴露了其不受监督形成的疯狂。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抓住关键少数，严惩腐败，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严明党纪体现到对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抓早抓小，发现苗头及时提醒，咬咬耳朵、扯扯袖子；动辄则咎，触犯纪律及时处理，不要使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的监管，防止他们成为不法人员“围猎”的“软肋”。